“就把抗疫当作举国义务劳动好了”
挪威3月16日，挪威召开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全世界首例由国家领导人给孩子解答关于新冠疫情问题。除了首相爱娜·苏勒贝格，还有儿童和家庭事务大臣，以及掌管幼儿园学校事务的文化大臣，所有的问题都由挪威各地的孩子们事先发给挪威国家电视台儿童频道和《少年晚邮报》。
这很挪威。挪威人从来不认为孩子是父母的附属品，乖乖接受父母和学校的安排就好；既然关校的决定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轨道，就要正面对他们解释，让他们了解前因后果，让他们的疑虑和疑问得到解答。本周《少年晚邮报》上，儿童监察办公室告诉小读者们，如果大人讨论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让你们害怕，你们可以喊停的。家长们应该倾听你们的感受。同时你们也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家长不一定能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让你们感到安全是他们该做的事。
目前，挪威政府的抗疫策略是：首先，做好预案，保持信息畅通和部门协调；其次是及早发现感染者。然后停止传染、抑制扩散。政府目前预测的最极端情况是25%的人口感染，而我从每天收到的各种邮件里就能感受到一级级的预案被陆续启动。
孩子的体育俱乐部通知：所有活动暂停。孩子的钢琴学校通知：课程暂停，正在安排线上教学事宜。我的健身房通知所有会员：健身房关门。我的单位通知：在家工作。我所在的专业协会通知：年会取消。孩子学校通知：原定全校家长会取消。我所在的业主协会通知：预定会议取消。
当时不少朋友担心学校不停课，感染会扩散。我说鉴于挪威的国情，估计停课的临界点会设置得比较高。
这话说了十天以后，WHO认定新冠为全球大流行病，挪威出现第一宗死亡病例，丹麦宣布幼儿园、小学停课，三重压力之下，挪威政府才宣布：社会隔离14天，学校停课吧！而且说停就停，周四中午学生提前回家，老师们也告诉他们如何用配发的iPad继续完成作业，保持教学进度。下午每个学校做彻底清洁，周五老师们商量如何远程教学，之后就都在家办公了。
医护人员的孩子们怎么办？地方政府列出了对社会运作不可缺少的职业组别：儿童福利、危机调度和管理、国防、执法、医护、消防救援、电脑安全、殡葬、自然和环境、食物供应、上下水、金融服务、电信、交通、卫星服务、药房、清洁。从事这些工作的家长凭单位证明，停课期间他们的孩子可以照常上学，学校负责安排孩子们的活动，在课室里分散开来，保持人均距离一米以上。
行政区政府通知：发廊、游泳池、影院停业，餐馆缩短营业时间，能在家办公的在家办公，能停工的停工 。政府拨出1000亿挪威克朗作为应对资金，停工的14天工资收入全额由国家发放；自雇和自由职业可得到 80%收入（按照年平均收入计算）；大量资金也将注入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此外，企业不用交增值税，银行也降息了。
“自组织”程度高，是挪威社会最大的特点。77%的挪威人口至少参加一个社团组织，47%参加了两个及以上社团。我儿子7岁时交着跆拳道、足球和区体育俱乐部三个俱乐部的会员费，精简到现在只剩一个俱乐部。而我也参加了五个协会：两个工作相关、一个族裔相关、一个友谊相关、一个和车相关。大部分挪威人参加的社团，或者是信仰相关，比如教会、蓝十字会；或者兴趣相关，比如滑雪俱乐部、狩猎俱乐部、合唱团等；或者是群体利益相关，比如工会、行业组织、政治组织、地方委员会、业主协会等等。牵着这些社团组织的线头，就可以轻轻松松把人员调度起来。
怎么调动呢？有一种挪威特色叫“Dugnad” , 可以翻译为“义务劳动”，就是你身为某个集体的一员所应该尽的义务。比如，住宅小区每年会组织两次“义务劳动”，张贴出时间，到时候每家至少出一个人，或者是春季扫掉残雪，或者秋天清理落叶。委员会里的头们会张罗做好华夫饼和咖啡，干完活大家边吃喝边聊天，集体感情值又提升了。我这些年的感觉是，在挪威组织活动特别容易，几个之前不熟甚至不认识的人，大概说一下怎么分工，最多通两封邮件，每个人就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那天，活动就在默契配合中完成了，事就办了。义务劳动传统中的成果也许就是任意组合都能成队，就有了全社会极低的组织运作成本。
还有一种Dugnad直接产生效益。比如孩子们的体育俱乐部，要求家长去给比赛值班、在小卖部值班等等。每年夏天，我们附近那块足球场地都会借给音乐节搞大型演唱会，相应地需要清洁场地、保安等工种，我们家长去干活，一天下来900克朗的薪水就直接付给俱乐部。2019年的数据显示，义务劳动创造的价值每年高达757亿挪威克朗，也有我们的血汗呢。
所以，挪威国王在呼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时，说就把它当作一次举国义务劳动好了,少出门，做好自己本分，共克时艰。文/李树波
